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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发展史(下)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明朝洪武年间,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尤其是郑和八次出使西洋,既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更刺激了瓷器生产的繁荣。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为赭红、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绘成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宋代,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色釉的化学组成属于PbO—SiO2二元系统。而釉上彩的化学组成则属于PbO—SiO2—K2O三元系统。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艺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统的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缘故。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入明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趋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艺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亦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使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玉山脉绵亘起伏其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在这期间,使用中国瓷器,在欧洲已蔚然成风。不仅在上层社会以此为荣,在普通民众中也以此成为时髦。在王室贵族把拥有中国优质瓷器作为夸耀豪富的手段。甚至普鲁士皇帝选皇后,也不惜代价地用六百名撒克逊龙骑兵组成的四队近卫军与邻近的君主换取十二个巨大的中国瓷花瓶,为他的婚礼增辉。这就是所谓的“近卫花瓶”,现在还陈列在德累斯顿博物馆。一些国家喜庆典礼,也纷纷使用中国瓷。为了适应欧洲人的种种要求,一方面,国内为外商提供各种彩饰、花纹的样品,供他们选购;另一方面,外商也根据本国顾客的喜爱,规定造型和纹饰,以便订购。清代刘子芬的《竹园陶说》中写道:“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中国外销瓷器的这种繁盛局面,对清代瓷器的发展,无疑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清代瓷器的产地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和明代一样,代表整个时代水平的,仍然是瓷都景德镇。入清之后,青花瓷器还是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但民窑比官窑的烧造技术要高,釉上彩民窑亦比官窑丰富多采。其他的产地如福建德化窑、广东石湾窑也很活跃。
   嘉庆朝的前阶段,基本上仍保留着乾隆朝的遗风,但从整体上说,已远逊于乾隆盛世了。当时的粉彩和青花器也还有一些精品,特别是珊瑚红地粉彩、描金器较为突出。颜色釉中霁红、霁蓝、酱色釉、黄釉、瓜皮绿、豆青、云霞釉和石绿等都有一定的数量。仿哥、官、钧窑及茶叶末的品种也在继续生产。其时,士大夫阶层风行鼻烟,瓷制鼻烟壶除粉彩外,青花和白釉搂雕的数量也不少。在图案上,更盛行名胜山水图,人物中仕女的形像,较以前更带有清代的装饰特征。
   道光朝的青花和颜色釉制作,都已趋衰落。粉彩瓷器的数量虽多,但品种、造型亦已大为减少,产品中以莲花型的盘、碗为突出。有少量“慎德堂”款和“囗竹主人”款的粉彩、霁蓝描金和抹红描金器则较为精致。此外,有陈国治所制的黄釉仿象牙器,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咸丰朝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国内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中度过的,官窑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更趋低落,但民间日用粉彩瓷器却还有一定数量。
   同治、光绪两朝,整个社会陷于动乱和衰败。在这段时期,景德镇制瓷业中,窑虽然没有停止生产,但所制大多是一些宫廷婚喜、寿庆的应酬、赏赐之品。民窑所产,虽无特殊精致之作,但数量却是巨大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民窑中,制有一些比较好的仿古瓷,但这并不是当时制瓷业的主流。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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